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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聿安:溝通就是實地去做,讓作物也成為傳遞正確價值的載體

文:彭振宣

對馬聿安來說,溝通就是不停的實地去做,以真實的行動讓對的哲學擴散出去。

從2010年開始,馬聿安與哥哥馬聿平回鄉務農。一開始耕作的是家中九厘的田地,而這也是他們的稻米品牌名稱「九厘米」的由來。雖然直到2013年,青年返鄉務農才開始被社會注意,成為一件很「潮」的事。但在兩兄弟一開始默默種田的階段,仍是有很多的樂趣,每天都有新的發現。例如馬聿安發現在田中除草很容易弄髒衣褲,因此曾經很天才的突發奇想,穿著泳褲下田除草。

然而在開始種稻一年後,馬聿安開始發現台灣人在糧食消費上的趨勢。雖然在大家的觀念中,台灣人應該是以稻米作為主食,但如果從糧食消費的趨勢上,可以看到小麥一步一步取代了稻米。稻米的消費量逐年下滑,而小麥所佔的比例逐年提升。

而這樣的變化其實很好理解,只要回頭想想自己跟周遭其他人的飲食習慣就可以得知。大家可以想想「有哪些點心是米做的?」除了傳統的麵龜、爆米香、米苔目、米果以外,大家可能很難想到有什麼米做的點心。

但只要想想哪些點心是由「麵粉」做的,大家大概很容易就聯想到各種餅乾、蛋糕、甜點。尤其是現在西式烘培食物深入我們的餐桌,從早餐店的漢堡、三明治、蛋餅,許多人也喜歡以比薩、麵包來取代正餐。再加上傳統的各類麵食、饅頭、包子,甚至連代表台灣新生代小吃的雞排,外面酥脆的裹粉也會使用到小麥。

「大家其實沒那麼愛吃飯。」馬聿安笑說,種了一年的田之後「才發現自己的創業像在自殺。」

而在發現這股潮流之後,馬聿安也嘗試讓種植的作物多元化來順應市場趨勢,因此在投入農業兩年後,開創了小麥品牌「十八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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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十八麥」小麥烘培的麵包。Photo Credit: 彭振宣

而當馬聿安開始研究小麥後,又意外發現了一件顛覆我們對台灣農業想像的事實。

一般人都覺得台灣傳統上是種植稻米,但其實台灣種植小麥的傳統跟稻米一樣悠久。從歷史文獻的記錄上看,元朝在澎湖就曾經種植小麥,而澎湖在地的「麵龜」文化也反應了小麥在澎湖留下的足跡。而台灣有系統的種植稻米跟小麥,其實都是在日治時期由日本政府推動的結果。

而所謂的「有系統」,指的是有計畫的培育抗旱、抗病蟲害等能力的品種並推廣種植。還有透過「保甲制度」監督種植流程、控管種子來維持生產品質。而有「蓬萊米之父」之稱的磯永吉,在當時不只進行了蓬萊米的育種,也曾在台灣進行了小麥的育種。

台灣種植小麥的極盛期,在日治結束到民國政府統治的初期。1950年代,現今台中「台灣大道」兩旁的百貨公司,在當時都是一望無際的麥田。光台中地區,就有20,000多公頃的小麥田。然而台灣小麥的衰微,原因很湊巧的也跟日本相同,都來自於冷戰時期作為美國盟友,開放市場讓來自北美的廉價小麥大量傾銷。從1960年代開始,台灣小麥便大量消失。

因此馬聿安發現,種植小麥不只是台灣農業的創新,同時也是重新找回過去台灣產業失落的歷史。而在種植小麥的過程中,同樣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例如在某次巡田時,在田中看到了幾隻斑文鳥,馬聿安心想「我的田這麼大,難道還吝嗇不讓幾隻鳥吃一點?」但沒想到兩週後再次巡田,卻發現已經有三、四百隻斑文鳥把他的麥田當成吃到飽餐廳。

後來才發現這些斑文鳥是附近宗教人士放生才大量出現,最後那年的收成只有他原本預估的1/4。接下來一段時間,馬聿安嘗試各種「趕鳥大作戰」,用鞭炮或是其他方式嘗試趕鳥。但最後發現最有效也最經濟的方式,反而是擴大種植面積,讓農損比例降低。

在最近幾年,馬聿安更開始投入「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嘗試種植豆類等其他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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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聿安講解小麥的構造 、 品種跟營養成分 。Photo Credit: 彭振宣

但無論是耕作哪一種作物,過程中都跟「溝通」脫不了關係。馬聿安談到傳統的農業追求的是「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但他現在推動的是「群眾式生產」(Production by mass)。乍看之下,大量生產可以把單位生產成本壓到最低,生產量衝到最高。但實際上這些成本不可能憑空消失,所以這些表面上被節省下來的成本,其實是被推卸給社會大眾,讓社會的其他人來承擔。

馬聿安談到,比較具體好理解的例子是工業生產對環境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工廠在防治污染上所省下的成本,最後會反應在社會整體生活環境的下降。空氣污然、水污染這些讓我們生活品質下滑的結果,反應的就是社會整體一起承擔大量生產的廠商所省下的成本。

而回到農業上來看,傳統的大量生產跟群眾式生產的不同,就在於大量生產追求「專業分工」。農民只需要專注在產業鏈上特定的位置,甚至只需要具備特定的技術跟生產方式。盤商在收購時也以市場競價的方式,追求成本最低的價格。農民為了追求低價,只好將成本轉嫁到環境中。這同時也讓農民在面對市場的變化時,很容易就因為無法承擔風險而退出。這也造成了台灣農業缺乏永續性,造成農業人口流失等各種社會問題。

群眾式生產,指的就是以「人」為核心。教會農民整套生產流程所需要的技術,一步一步手把手的讓農民能以友善的耕作方式,生產出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對推動群眾式生產的馬聿安來說,他除了要跟傳統盤商一樣面對市場競爭的壓力,更需要從育種開始,從源頭了解整個生產流程的各個環節。還需要跟農民溝通,讓農民也能夠了解整個生產的方法,最後再以「契作」的模式整批以固定的價格收購。

這樣的方式,會增加許多管理上的成本跟不確定性的風險。但對馬聿安來說,這只是合理的承擔經營者原本就應該負擔的成本,不讓它轉嫁到社會上。但在過程中所需要的「溝通」,就遠不只是說說而已。從一開始的土地取得來說,馬聿安笑稱不知道是不是過去「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所留下的陰影;大部分農民都不喜歡出租自己的土地。所以馬聿安取得農民願意提供土地的方式,就是用前面談的群眾式生產,把農民連「人」帶「土地」的租下來。

但這只是開始,接下來才是重點。馬聿安談到:

這個東西裡面的溝通就很重要了。因為不只是價錢,可能還包含很多其他重要的要素,比如說他(編按:農民)的自信心、他的健康等等。那這個溝通就不是僅止於簡單的:「我跟你說,你跟我說」這種簡單的方式。
你就是做給他看,讓他知道你是一個負責任的契作主體。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條件要完成,例如要辦很多活動,花很多時間去陪伴他。我們這個事業今天可以做得比較順利,是因為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用心陪伴。

馬聿安稱這種契作方式叫「參與式契作」:

就是從頭到尾,我們都參與你,不是最後才跟你把東西買回來。如果我只有最後跟你買,那萬一你生產的東西不是我要的,那你不會覺得很氣嗎?
那或者說你生產出品質很好的東西,你把他賣到市場上,我也不知道。事後發現,你說:「沒有啦,市場價格比較好啦!沒有你的。」那這樣就會造成產銷的失衡。參與式契作就是在避免這種尷尬的狀況。

此外,馬聿安也透過「制度」來進行溝通。他建立了一套科學的農作分級方式,透過科學化的方式訂出收購價格的具體門檻,按照品質分層定價。這也能讓參與的農民們能夠透明的了解收購價格的機制,還能互相從比較中求取進步,改善自身的技術。經過這些方式,馬聿安逐步累積與農民間的信任,也讓農民們願意自發地去參與他的計畫。

溝通也不只是應用在生產的層面。在源頭的育種上,馬聿安偶然的認識了在中興大學進行種源研究的研究員。而相識的契機來自於這位研究員很愛吃「饅頭」,因此很好奇不同的小麥品種,能夠做出什麼不同口味的饅頭。透過這樣的「另類溝通」,馬聿安也得以跟台灣農業的種源研究者進行交流,進一步改善栽種作物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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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聿安在小型的演講會中 , 向消費者與麵包師傅介紹他的理念 。Photo Credit: 彭振宣

而在下游的市場上,馬聿安也很積極的推動跟產品使用者以及消費者之間的溝通。例如2015年,馬聿安與一位麵包師傅合作,開著一輛麵包車巡迴全台灣,用「麵包野台」直接與消費者面對面。不只推廣台灣小麥,也透過面對面的試吃,直接從消費者口中得知對口感、口味的回饋。而這些資訊在未來也會成為馬聿安在育種、種植過程中考量的依據。而在我們採訪當天,馬聿安同樣在大稻埕舉辦了與麵包師傅及一般民眾交流的演講會。

透過這樣的溝通,馬聿安可以讓消費者更了解台灣小麥與外國小麥的不同,讓消費者能夠更加發揮台灣小麥在口味上的特色採用合適的烘培方式。也可以得到真實的使用回饋,回過頭去應用在育種及產品的優化上。

在最後,馬聿安談到,這種溝通是一種「傳遞」:

我跟農民溝通,農民跟我溝通。我跟麵包師傅溝通,而麵包師傅則把承載著跟我還有農民溝通的內容,透過食物跟他的消費者溝通。溝通的形式也不再只是講話,也可能是透過食物溝通。台灣小麥成為了一個溝通的工具,他溝通了土地的正義、友善農業的方法、「人」才是農業的核心、食物的價值。

馬聿安認為,透過一個行為去帶起另一個行為,這種溝通才會讓人覺得「你在搞真的」。這個溝通是真實的,而小麥、黃豆還是哪種作物,都可以是一個載體。最後透過這些載體,一步一步把台灣農業的價值傳遞出去。

核稿編輯:李牧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