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博雅：溝通是有風險的，為此得付出代價

文：曾傑

現在回頭看看這些在2014年年初運動所生產出的歷史照片（是的，這些曾經有過的衝突、汗水和血跡都成了歷史），我們仍然能從照片裡眾人的神情感受到當時的混亂場面，以及人們站立的位置及其代表各異的立場。照片裡頭的人物，要嘛全副武裝，緊擰著眉頭，捧著手裡的盾牌和棍棒，時不時有幾個眼神迷茫，像是幾天沒能好好休息；要嘛，大多數看來稚嫩的人物，有的帶著微笑，對於即將到來的暴力絲毫沒有想像；要嘛，睜著明亮的眼睛，觀察現場的情景，以便決定該如何介入。

這些照片後來的發展我們都清楚，在一次又一次的衝突事件過後，佔領議場的學生最終離開，群眾和在運動中聚積的大量物資，往台灣各地流去，化作改變的資源和根基。當然，這場運動如同許多運動前例一樣，掛上了一個足以記憶、難以忘懷（至少對於年輕世代的參與者而言）的象徵物，這一回來自於一個荒謬的笑話，掛上了「太陽花」的名字。

在太陽花運動當中，產生了幾位年輕的新星領袖，他們各自代表著不同的立場、政治意識，就像是我們在描述古時候著名戰役的小說裡頭，認識的各個武將、智將人物那樣，他們在不同的戰場上脫穎而出，為人記憶，有的最終消失在時間之流之下，有的則是被醜聞掩蓋，更多的則是持續奮鬥，在新的、不同的戰役裡再度挺立。現為社民黨全國委員的苗博雅，便是其中一位。

使苗博雅為眾人所知的事件，發生在運動的尾聲，2014年4月11日在中正一分局發動的抗議事件，因為群眾張貼海報引起的紛爭，在苗博雅對爭論的主持之下，他冷靜地陳請雙方表達意見，並提供適當的引導，有效地化解了現場的衝突。在這場事件之後，他沉穩、清晰的表達能力，以及掌握「溝通」過程的技巧，使他成為年輕的網路世代推崇的人物之一。但這並非他第一次發揮他的溝通能力。

在高中時期（北一女）就參與學生組織工作，並有機會與「大人」的世界進行溝通。他回憶道：「高二時參與班聯會活動，這個組織本體是辦活動的，譬如校慶、舞會等等，但這些在學務處管理下的社團，必須遵守校方的規則，小如貼傳單、大致活動主題，這些都需要跟學校溝通。」除此之外，他也代表學生，向校方爭取服裝儀容規則的改善（換季制度）。在過去的訪問中，他曾說這次與校方的「溝通」，是他在公共事務上的啟蒙，儘管這是在「對審議式民主不理解」情況下，一次誤打誤撞之下成型，但在這次的啟蒙下，讓他理解推動「變革」的溝通是如何進行，他說：「對我最大的意義是，對一個普通高中生來說，如果在對的時間做一件事，那你付出的努力是有可能改變一些事的。」

苗博雅出身外省第二代家庭，儘管他認為自己「從小就不愛說話」，他的溝通能力，也來自家庭背景。父親是外省第二代，老兵之子；母親則是本省人，苗博雅的家庭並不因為出身差異而造成衝突，他說道：「我的母親不是那種會展現自己政治認同的人；父親也不認為自己因為出身而有任何優待，因此兩人雖然會有意見不同的時候，但並不常見。」

家庭背景對苗博雅造成最大的影響來自於「溝通」所需的時間，他舉了「傳教」作為範例，溝通就像是傳教一樣，對教育背景不同而產生認同上差異的人們而言，很難在短短的時間內，成功地「說服」對方，不管是在省籍、政治認同等議題上，除了理性之外，有著更多的情感上的衝擊，若想要造成什麼改變，最重要的是讓情感的影響降低。他笑著說：「就連耶穌傳教也受到很多挫折吧。」

自台大法律系畢業後，苗博雅捨棄了傳統法律系畢業生成為律師的道路，投身NGO工作，儘管在此之前，也曾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累積法學上的實務經驗，他最為人所知的經歷是在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中擔任法務主任。在台灣，廢除死刑的工作仍有相當大的困境待突破，這段時間苗博雅進一步地累積了自己面對公眾的溝通能力，並且奠定了他在組織工作中的能力樣貌。

圖：自法律系畢業之後，苗博雅投身廢除死刑的工作，有別於一般法律系畢業生以考取律師執照為目標，她則選擇在NGO中發揮自己的法務專長。Photo Credit：苗博雅提供

圖：有別於過去參與社會運動與民眾的接觸模式，在選戰中苗博雅也親自去和選民接觸、握手。「送遊覽車」便是直接與年長的選民面對面的機會。Photo Credit：苗博雅提供

他回想過去接觸「死刑」議題的經驗說道：「我第一次接觸死刑議題是高中的辯論比賽，當時我看了好多資料，正反方我都能答辯，但我始終沒有穩定的想法，」他接著解釋：「直到我大學畢業之後，回過頭來想這個選擇是取得知識之後自然產生的想法。」在廢死聯盟的工作中，他必須在各場講座裡，將他們準備好的資料，清楚並且易懂地對群眾說明，最大的困難處往往是在講座結束後的問答時間。在問答過程中，時不時得要面對個別民眾對於廢死議題的反面意見，特別是訴諸於「情感衝擊」的意見，苗博雅則回應道：「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溝通，基礎是提供對的資訊，提供另一種想法和參考點，至於什麼都不接受的人，那麼就表示他不是現階段可以改變的對象。」

2015年，在民間推動「參與政治」的呼籲之下，苗博雅應社民黨創辦人、同時也是自1990年代野百合運動中脫穎而出政治新星的范雲之邀，加入這個以中間傾左路線、具有菁英色彩的政黨，投入2016年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事實上也是溝通工作的一項範例，除了考驗候選人的群眾魅力，同時必須親身地與來自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背景的選民們接觸。苗博雅在訪問中說了一個選舉中的故事，他以洪亮、沉穩並幽默的口吻描述這個經驗，他說道：「在選戰過程中，大多數只有30秒的時間能夠一一跟選民接觸，瞭解他對什麼議題有興趣是最關鍵的，這不是在路邊練習演講都能達到，更多時候與人接觸是完全不同的體驗。大部分的候選人在競選時，會進行一種叫做「送遊覽車」的宣傳。」

「送遊覽車」意思是，民間各里舉辦里民旅遊活動時，一台遊覽車上坐滿了老人家，候選人會在一大早遊覽車尚未出發前，走進遊覽車和老人家們自我介紹、打招呼、發文宣。他笑說，剛開始時，不太會做這件事情，上去講政見只看到底下的人根本不想聽，「想想看，他們滿心期待出去玩，真的會想聽這些嗎？」要是上去只是關心他們的生活，打聲招呼，講的像是祝福他們出去玩得開心，這樣抬起頭來得人就會比較多。

有一次，其中一個阿姨盯著他問說：「你支持同性戀嗎？」苗博雅回答：「我支持同性婚姻。」阿姨轉過頭，一臉氣憤不再理會他，苗博雅當然沒有在遊覽車上說服他，他認為這可以影響旁邊聽到的人，所以只用了簡單的一句話補充：同性伴侶應該得到同樣的保障。他說：「重點是我拿出什麼表現，讓大家覺得我是個正向、討喜的年輕人。」儘管苗博雅沒能在選戰中脫穎而出，但他仍舊打出了漂亮的一戰，對素人參與選舉最大的挑戰往往是關乎保證金的5％得票門檻，而苗博雅最終拿下了近13%的選票，僅次於國民黨候選人賴士葆、前新黨及國民黨籍候選人李慶元。

圖：同志運動是苗博雅對社會運動的啟蒙之一，她在大學一年級參與同志遊行後，奠定日後投入公共事務的基礎。 Photo Credit：苗博雅官方粉絲頁

作為同志，苗博雅的性別認同問題是他時常面對的質問，不論是在選戰期間，或是在各場講座現場，人們對於他的外表、衣著有不同的意識投射，甚至曾經直接被問：「你是男生還是女生？」對苗博雅來說，「出櫃」就是一種「溝通」。

他解釋：「我出櫃的時候母親反應很平常，他早就知道了。最困難的應該是外表看不出是同志的人。」對他而言，出櫃是一種尋求認同的行為，家人是自我認同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對象，得到認可能夠建立信心，相反地則是感到挫敗。「急於得到認同不是錯的，但必須理解為什麼急於實現，進而陷入焦慮，所以搞清楚焦慮的理由也是重要的。」

從家庭的溝通為出發，苗博雅經歷了中學、NGO、政黨等等組織溝通的歷程，過去在網路社群被稱做「控場姊」的苗博雅，以公眾身分，在全台各地受邀舉行講座，並且在雅虎奇摩網站上，固定開設網路直播節目《阿苗帶風向》。苗博雅依舊以「溝通」為號召，秉持著「提供正確的資訊」並且耐心地通過彼此交換意見，等待改變的到來，這是他作為同志的生命裡所經歷過；作為政治參與者、組織參與者所經歷過；更重要的是作為年輕世代的一員所經歷過的。

2016年，苗博雅以社民黨參選人的身分參與了由關鍵評論網所舉辦的論壇活動「未來大人物」，在論壇中對台下的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經驗，今年，他則以評審的身分再度參與這次論壇，今年的主題「世待溝通」，正是他過去歷程的寫照。

回頭再看看2014年太陽花運動的歷史照片，這些影像不只是關於抵抗、造反、挑戰腐敗體制的歷史照片，同時也是象徵著「溝通」風險的歷史，苗博雅說：「溝通仍然是有風險的，為此也得付出相應的代價。」結束時，送了他幾步，我們緊緊地握了手，分攤了溝通的風險。

核稿編輯：李牧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