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租到了想要的「生活」——專訪共生公寓「玖樓」

文：羊正鈺

《台北蝸居夢想家》裡曾寫到，台北是一個房價所得比在全世界數一數二高的城市。一個不婚、不生小孩的城市，一個畢業生起薪停滯了20年的城市，一個年輕人只能蝸居的城市。

什麼是「蝸居」？字面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居住在很小的空間裡，不太出門與人交際互動。也有人解釋成，好不容易省吃儉用買下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卻得為了這個窩而奔波一輩子，成了「房奴」。

聽起來多麼的殘酷，但卻戳中了不少時下年輕人的痛處。

「事實就是，台北絕大多數的空間資產都掌握在老一輩的人手裡，但很多是閒置的。同時，買不起房子的年輕人，又因工作需要住在城市裡。如果能透過共享和共居，空間就成了最適合兩個世代溝通的場域。」玖樓共同創辦人、還就讀台大城鄉所的潘信榮說道。

潘信榮雖然只是研究生，但是清晰的論述能力卻令人印象深刻，在採訪過程中，常常第一個接話的就是他。玖樓還有兩位共同創辦人是台大政治系畢業的柯伯麟（柯柯），以及台大地資所畢業的王維綱，其中「號稱」人緣最好的柯柯，最常扮演對外公關聯絡的角色。

問起他們之間如何分工，三個人不約而同地唸了一大串重疊又相異的工作內容，原來他們並不是用彼此的專長來劃分，而是誰有興趣做什麼就去做。像潘信榮就是負責開發和研發，還有部分的公關。而三個人之中，通常選擇最後回答的王維綱，則表示自己主要負責財務，王的聲線比較柔和，聽起來溫暖但有力量。

柯伯麟緊接著說，「我就是負責剩下的（社群、行政、人事），然後還有一些和政府、房東的關係，也有一點開發。」潘跟王馬上異口同聲地說，柯柯很會處理房東關係。在採訪時就可以明顯感受出，柯柯不只嗓門嘹亮，更帶著一股鄉土味，相處起來讓人沒有距離。

「玖樓」的前身，其實只是潘信榮與朋友共租的公寓，由於位於九樓，就取名為「玖樓」。2013年，他們開始嘗試將家裡的空間開放出來，有時邀請朋友來家裡聚餐、讓外縣市朋友借住、辦讀書會或音樂會等，那裡逐漸成了半公共空間，朋友們開始三不五時就去聚會。

後來，身邊開始有朋友在問，「台北還有沒有像這樣的空間出租？」於是2015年開始，他們決定複製這個模式，打造更多的共生公寓^[註]。

他們先從屋主那裡租來一套閒置的公寓，然後進一步重新改造空間。「一開始前兩三個公寓，是我們自掏腰包，還要千方百計說服房東才能順利改造。後來變屋主主動來找我們，想把房子交給我們管理。」（民視異言堂：玖樓營運模式）

到了今年，已經變成房東出錢讓他們改，甚至玖樓還跟房東收一筆顧問服務費。「以前一間房子裝修要另外花20萬，現在我們可能開200萬裝修，看房東要不要買單。」

潘信榮認為，以商業的角度看，「玖樓」的確提供了屋主一個市場上比較沒有的服務。不過，他們也不會要求房東一定要認同「玖樓」的理念。

「玖樓不是在傳教的宗教團體，而是用數字來說服房東，之所以成立公司，就是因為我們要用商業模式說服這個社會。」

三個來自外地、未滿30歲的年輕人怎麼改變台北？

王維綱提起，過去幾十年，住房問題幾乎沒改善，雖然背後有結構性的問題，但透過玖樓的商業模式也好、創造社群的體驗也好，他們就是想要有點改變，「在高房價之下，以前大家是逼不得已，為了生活，只能租房子，好幾年將就在那個小小的空間。難道我們不能有更好的選擇嗎？」

柯柯發下豪語，希望三年內可以有一萬個房客（玖樓如今12間公寓，累計110位房客）。潘信榮則認為，「至少當你要租房的時候，不再是上網查半天卻找不到好住處，不再只想到591，而是玖樓能夠真的成為一個主流的選項。」

「其實玖樓不是只有硬體，更重要的是軟體，試想看看，你一個人到了陌生的城市，第一件事要找個舒服的床，第二件事就是得找到可以hang out的network，有沒有隔壁的鄰居能告訴你『欸！有間Bar超酷的你一定要去！』」王維綱感性地說道。

「也就是說，你租的不只是一個房間，不只是租屋網的標價、坪數，而是整個社群。租的不是那張床，而是我們想形塑的一種都市生活，透過人跟人之間的連結，從玖樓開始傳遞出去。」

因此，玖樓有一個核心工作是「社群管理」，他們的社群可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臉書小編，而是線下的經營，經營的是實體的社群，目前一個社群經理大概要顧60～80個房客。

「社群就是要找出大家的『共感』（共同的感受），得花很多時間，從入住開始，就要知道每一戶和每個室友的背景、工作狀態，像橋樑一樣幫助彼此互相認識。」說起自己的強項，柯柯滔滔不絕著跟我解釋。

「我們有時後自己輪流去住不同公寓、也會固定跟房客聚餐，把文化建立起來，去了解大家近況、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可能有人失業、還是失戀？當室友開始互相分享，彼此的共感就會更強烈。很多房客都說，在台北可以找到另一個家的感覺很不錯。」

不過，王維綱一針見血的指出，「玖樓設計的空間就長那樣，關鍵是住的人想把它變成什麼樣子？」所以玖樓至今舉辦過60場大大小小的活動、累積超過1000人次參與。

我忍不住問道，那「早出晚歸」的人，不就失去了入住資格嗎？

潘信榮笑著說，玖樓也沒有那麼「浪漫」，他們知道很多人是被工作綁住，生活圈小到只剩下同事和回家睡覺。他們尊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限制，有的人就是愛靜，有的人就是在過勞的狀態，回到家不想再為了誰沒倒垃圾而吵架。

所以玖樓除了透過加價的清潔服務，降低房客的負擔以及可能的摩擦，並不會因為申請者常加班，就拒絕對方，「還有些人是看在玖樓比較好看，想來入住，我們也不會排斥，因為這是大多數人的想法，社會上就是有80%的人回到家就快累死了。我們會做的，是去調整房客的組成更多元，不會讓整戶都是加班族。」

累積超過600份住宿申請單，潘信榮唯一堅持的是，入住玖樓，你就機會認識各行各業、不同生命經驗的朋友。光是這種異質的組合，就足以吸引許多年輕人。

而這幾年觀察下來，潘信榮也發現「有趣的是，常常在社群中高度參與、付出的人，反而是許多在轉職中、在主流眼光中沒穩定工作或是低薪的人，反倒是這些人最有意願、有餘力投入社區互動。」

Crazy Idea：讓年輕人住進「大人」的家裡！

雖然目前房客平均年齡落在25～35歲，但是玖樓已經開始挑戰新的計劃。柯柯提到，在台北的老街區裡，「大人」之所以緊握住手上的空屋，只是為了讓外出求學或工作的孩子可以隨時回家。

「但那些年輕人（孩子）卻注意到我們（玖樓），想到他們爸媽有閒置的空間可以運用，主動聯絡我們，想讓其他的年輕人有機會住進去，打造一個不同世代、在同一個地方分享彼此的社區。」

事實上，這個計畫已經進行一段時間了，「像是有位70多歲的『阿姨』，雖然自己在郊區山上有農舍，但卻讓我們幫她為市區公寓的空房找室友，阿姨自己很常到公寓跟房客互動，還會煮菜跟大家一起吃、逛好市多。如今也有一年半了，室友也換過好幾輪。」

柯柯認為，有時候就因為年齡有點差距，彼此反而相處的更自然。像是阿姨會和室友一起去做瑜伽、一起去游泳，她會跟著年輕人去嘗試從沒吃過的花雕雞，也會帶年輕人去她私房的餐廳打牙祭。

當然，這台灣還是一個很新的概念，尤其對東方社會來說，當別人要進到自己家裡，長輩的疑慮也比較多，柯柯在跟婆婆媽媽們互動時，就難免聽到一些比較歧視、或是過分的要求「阿依咧室友，乾屋選個有良民證誒？」「阿依咧同性戀怎麼辦？」

柯柯認為，或許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建立起跨世代都能接受的原則。

「這樣的共居是互利的，年輕人找不到好房子，而對叔叔阿姨來說，家裡這麼空，又想要一個伴，為什麼不試著讓年輕人進去住住看？透過空間的交換，也提供老年生活更多的選擇。」

聽著柯柯描繪的藍圖，讓我開始相信台北有更多的可能，也不禁好奇地追問，「那你們有沒有什麼更大膽的想像？」

下一秒他們就七嘴八舌地丟出一堆點子、討論了起來。

柯柯：「公共澡堂！像是日本或是羅馬那種大型的！公共的！」

王維綱：「不過這個有法規問題誒！」

潘信榮：「例如三溫暖的執照....對了！我們也很想種菜，想做的東西還很多！」

王維綱：「我們以前有一個很crazy的model就是，讓來住的人自己提案你要在客廳幹麻？」

潘信榮還進一步透露，玖樓有個未公開的計畫，「我們有一間快完工的公寓，擁有一個類似圖書館、雜誌區和咖啡店的空間，未來玖樓可能有的公寓有菜園、有的是書房，有的公寓可能當電影院、有的還有公共澡堂....」

想像一下，未來的玖樓，可能真的變成台北著名的新興社區，你想做什麼事就去某個公寓，也有個像是里民中心那樣的公寓中心。

多年以前，羅大佑曾在《鹿港小鎮》裡唱道，「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繁榮的都市，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歸不得的家園，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如今，又有多少遊子在台北找不到家的感覺？

我想起柯柯在採訪中不斷強調的，「我們會做玖樓，就是因為對日常生活的質疑和不滿足，為什麼一定要這樣、一定要那樣？為什麼不能這樣『住』？『家』可以怎樣被改變？於是，一切就從『住』開始。」

是啊，選擇怎麼「住」，就決定了我們「如何生活」。

^[註] 共生公寓源自1960年代北歐的「共居住宅」，當初是為了幫忙職場媽媽分攤育兒工作而發展成的共住模式，大多是臥房獨立，但共享廚房、餐廳、洗衣等公共空間。隨著高齡社會來臨，共同看護也成為一種方式。不過其實，紐約市在1920年代已經有共用設施讓鄰居間交流融洽的合作公寓。 而中國的四合院、客家的圍屋等都有相似的特性，甚至發展更早。

核稿編輯：李牧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