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院畢業後，我進入醫院的外科。在加護病房，我常遇到無法接受病人病情急遽變化，而不斷責備醫護人員的病患家屬。這些案例到最後並沒有讓病患獲得較好的照顧，反倒使醫療人員採取防衛醫療，對病患造成更大的傷害。最常見的案例是年老的患者病情突然惡化，但家屬尚未談妥相關處理手續，在沒有文件的狀況下直接啟動急救，讓長輩死前白白插管、受盡折磨，或因過度心肺復甦而被壓斷了整身肋骨。我深深感受到醫病間的不信任是會傷害到很多人的。
不信任的根源來自溝通的缺乏。有別於過去只講生產的時代，新世紀人類的工作型態以服務他人、接觸不同的人為主，因此溝通絕對是不能逃避的問題。我認為如何在對等的權力關係上與那些和你具有不同想法的人溝通、克服世代衝突與資訊不對稱等障礙，是社會進步的關鍵。
醫病環境的對話不良是我最直接碰觸到的狀況，也因此我選擇加入醫勞盟，積極參與各項事務。從最初的智庫成員到現在成為發言人，工作內容包含單純的勞權爭取，以及和各個不同立場的族群團體舉辦討論交流。
過去的我相當討厭人群，也厭惡社會現實，是所謂「沈默的大眾」。經過這些經歷才發現，要改變社會與群眾的行為，關鍵就是勇於向人群溝通。讓台灣不再發生因信任不足而產生的醫療糾紛，是我不斷努力的目標。
